银行行长(2)

当时汇报也就讲些我们怎么支持企业发展之类，我也不记得另外说了些什么。第二年刘鸿儒又下来搞调研，到江苏常州。当时的情况是很多地方生产出现滑坡，下降很快，反映是资金跟不上。这次他点名杭州汇报资金、生产情况，我真是诚惶诚恐哪。这之后，长江流域的资金拆借市场搞起来了。资金也在“计划盘子”外开始流动起来。好，跟刘鸿儒的这几次接触，就引出了交通银行的事儿。交通银行，1908年清政府时就成立了。最后一天在人行收拾办公室，心里真是忐忑。我44岁了，搞了20年银行，才真正理解银行是怎么回事。这交通银行是个什么事呢？它的历史很悠久，1908年清政府时就成立了。当时我国的铁路都是外国银行贷款建造的，清政府呢想收回这些路权，就决定成立交通银行，以民间资本渗透进去，逐步收回。所以交行一开始就是以商业、个人为主。到了民国，控制在四大家族手中。解放后关闭。上海是原来的远东金融中心，重组交行就选择在上海，股份制的。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担风险、自我约束。国家是不包的，相当于第一家下海的银行。这交行在上海成立后，反响很大，其他地方积极性都来了。交行开始考虑在外地开设分支行。当时宁波已经计划单列，交行去宁波考察时与浙江省政府打了个招呼，这下省政府、杭州市政府都敏感起来了。1986年夏天，市领导要求我和计委的同志一起去上海，代表市委要求成立杭州分行。但结果很不理想。一方面当时的标准是经济快速发展地区，杭州还排不上。另一方面交行已内定宁波，而且省政府自身的筹建班子也搭起来了，浙江总不可能一下批两家吧。市领导一合计，说，上北京，找刘鸿儒。说你不是跟刘鸿儒熟吗。可这事不好办哪，一个是没熟到那程度，再一个刘鸿儒交代过交行的事人行不要插手。我只好说，这样吧，你写个信，我当敲门砖。见了刘鸿儒，他还是那个意见。不过那次了解了很多关于交通银行的事情。那以后，杭州的经济也开始显现出活力来了，加上省市政府不断努力，来年2月，交行杭州分行筹建初步定下来了。再说人选。市政府几次开筹备会议，已经决定让体改委一名同志来负责，就是我们后来的姚行长，我的前任。人行这面，开筹备会是我去的，当时心里很担忧啊。担忧什么？怕叫我去交行啊。哈哈，你也以为是我自己要去的？不是不是。我这人吧，还是喜欢安静点稳妥点。10月，省里开会，省人行陈行长还安慰我，放心吧不会叫你去。没到一个月，市委书记打电话给陈行长，点名道姓了。陈行长在医院里还做我思想工作。咋办？12月就去了。还能咋办。这最后一天在人行收拾办公室啊，心里真是忐忑，不知从何干起啊。倒没有升官发财的念头，主要是面子。毕竟是人行副行长出去，到了经营单位干不好，这面子往哪搁呀。交行这边，资本金已经到位，地址也定下了，解放路与浣纱路交界那个地方，就等人来开门了。说起这招人，戏剧性的事就多了。当然了，回过头去看是戏剧性，当时那个头疼啊。市政府和我们筹备组的计划是人行4个、农行4个、建行4个、中行2个，工行最大人最多，定下来是44个。其他行人员都顺利过来了，这工行，卡住了。他们提供的31人名单，我们去一了解，觉得不太合适，我们是新开张，资格浅些没关系，得有创新精神的人。我们这边等着开门啊，银行业务一条龙，哪个环节也不能少人哪。市委组织跟工行行长谈判。而私下里，工行不断有人来报名。最后市委副书记批：“人事改革，交行先走一步。”好，拿到尚方宝剑了。我们领导班子就研究，先开座谈会。会上说明交行是什么样一个行，白手起家，一切要靠大家做出来。第一年肯定亏，第二年能平就不错了，第三年争取能赢利。不能分住房、煤气。如果愿意来呢，明天星期一，去跟办事处主任讲，星期三来这里上班。这一来，来了19个，交行总算可以开门了。1988年5月14日开门，第一天存款4000多万。大家都很激动。结果与工行又是存款大战。是啊，干上了。“拉存款”这个词就是那时出现的。你想啊，人民银行时只有一家银行，没有竞争的概念。工、农、中、建都是国家专业银行，各专业的企业存自己的银行就得了，也没竞争。交行呢，什么专业都可以做，就竞争上了。因为工行的企业最多，竞争最激烈的就是与工行。刚开始社会上对交行不了解，以为是交通方面的专业银行。我们就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，请人家来开户、来存款。从前办银行是怎样联络客户的呢，平时吃饭，打麻将，年节送礼，如果到了票友的分上，能够一起搭台唱一出戏下来，那交情就牢不可破了。我们呢，讲服务呗。我们是自负盈亏的，所以宣传时能发点纪念品。从剪刀过渡到剃须刀，从手套过渡到毛衣等等。如果单位大点的，我们还要再请吃饭，顺便宣传。[1][2][3]